把南科大看简单点好不好？

因为要不要参加高考的问题，因为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公开信，南科大再一次身处风口浪尖，让人担心南科大还能不能坚持下去，45名首届学生的前途命运会如何？

针对6月16日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援建教授对南方科大的公开批评信《要改革不要口号》，6月22日凌晨，南科大首届45名学生中的部分家长在博客上发布公开信《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支持南科大和创校校长朱清时，称港科大三位教授“在南科大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朱清时本人亦在文中回应前同事的公开信，反击“他们掩盖了很多真相。比如，他们怎么走的？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这不是一个做人的厚道方法”。并直陈“在这45个学生面前，某些老师应该汗颜。”

港科大三位援建教授对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批评主要在：“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等等。

我理解三位港大教授也充分理解南科大和朱清时。三教授一直在香港法治化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习惯于在“道”的层面上思考和处理问题，比如先聘好教授、设计好课程和专业再来招生。等等。如果可能，我也赞成学校应该软硬件设施、课程和实验室安排等等一切规划完整，万事俱备只等学生。但是，南科大的改革恰恰是在突破现有的不合理管制，所以被迫在“术”的层面上寻求突围。至于为什么没能够先聘好教授和设计好专业？你懂的，海外教授会因为南科大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而心怀顾虑，国内教授则更是有可能受到某种特殊“关照”而不敢贸然行事。如果一切都在现有规范下操作，从高考考生中录取，那么南科大能够一如所愿地招到理想中的好苗子吗？能够实现一开始就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承诺吗？港科大的办学环境完全不同，不存在任何外在阻力；南科大正相反，最大的羁绊往往来自外部。不论是高考要求，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带着级别进入。而“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恰恰是南科大一开始就对全社会做出的招生承诺。如果你处在南科大决策者的角度，会怎么办？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赞成和反对者，哪怕是合伙人，也会有观念的冲突、碰撞乃至利益等的纠葛，有人因意见不和拂袖而去，有人因志趣相投慕名而来。分分合合，万物常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南科大其实很简单：有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愿意和那么一个学校一起，探索一种有别于当下主流高考、主流大学教育模式的成长方式，哪怕可能付出代价，这代价包括可能不被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大学文凭、包括学校可能没有真正成为一流大学、文凭含金量不被社会认可等等。大家都是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其中甚至包括已经年满十八周岁的学生），难道偌大个中国，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连这种可能性的机会也没有吗？

有人试图把南科大的教改看成对现行高考制度甚至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制度的挑战。这其实是把一颗刚刚埋进土里的种子看成了一片森林。而在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需要土壤、需要水、需要雨也需要风，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绝大多数种子没有萌芽的机会，在长成参天大树之前，大部分种子乃至大部分小树都可能会夭折。比起每年上千万高三学生参加高考，比起每年无数的流动儿童无处参加高考，比起每年无数的学生或自愿或被迫漂洋过海参加“洋高考”，南科大现在45名学生所占的比例在小数点后面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如果将来有一天，南科大成功了，南科大的招生和教育模式成为主流，那也是长期的日积月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它代表的是时势所然，那么即使没有南科大，现行主流模式也必须随时代进行自我调整。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有活力的教育，则必须是一个允许探索、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的开放体系。而社会微小组织比如小如面科大的自我探索，比整体制度层面的探索成本和风险都低得多。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