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熙：1960年代的精神版图

《放任自流的时光》

苏西·罗托洛著

陈震译

读苏西·罗托洛的《放任自流的时光》时，我的唱机里一直播放着琼·贝兹翻唱的迪伦歌曲，其中也包括迪伦为苏西写的著名情歌《别多想了，这没什么》(Don‘t think twice，it’s all right)。

苏西和贝兹是鲍勃·迪伦女友中最著名也最传奇的两位，在迪伦被封为“民歌之王”前，贝兹就已经是“民歌皇后”了。在迪伦结束短暂的抗议歌手生涯之后，是贝兹把伍迪·格里斯、皮特·西格的抗议传统传递了下去；而苏西，不仅仅是迪伦伟大的唱片《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面上和迪伦相互依偎走在寒冷的纽约街头的女孩，还是出色的诗人和艺术家，她还被认为是真正启发了迪伦的政治意识、开启了迪伦创作之门的“缪斯”。

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的光芒实在太过夺目，其负载的意义也实在太过沉重。尽管迪伦在其自传《编年史》中写到“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但在更多时候，人们谈论迪伦却必然提到“美国的良心”、“1960年代代言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些标签，作为文化、政治乃至时代符号的“鲍勃·迪伦”不仅掩盖了他的音乐，甚至也掩盖他本人。

在这个符号的巨大引力下，无论迪伦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说起贝兹，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她和迪伦在新港音乐节或者滚雷巡演上的合唱；而当苏西出版了自传《放任自流的时光》，最受瞩目的依然还是迪伦——前女友笔下的迪伦。

然而，作为独立的女性，苏西是不愿意成为任何人(包括迪伦)的附庸的。在《放任自流的时光》中，苏西写道：“我永远成不了伟人背后的女人，我始终不愿为了成全他而牺牲自己。我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缺乏使命感和雄心壮志，但对于有些事情我再清楚不过：我清楚我不会成为他吉他上的一根琴弦，我清楚我不愿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我清楚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他的保姆。”独立意识是1960年代青年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外在的反叛、抗争和自我放逐其实都源于内在的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但在过去，我们几乎把“垮掉的一代”当做了1960年代唯一的精神来源。但相对于1960年代的波澜壮阔，这种理解显得过于的简单了，他初到纽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中便有苏西·罗托洛。

《放任自流的时光》为我们理解1960年代提供崭新的视角。苏西出生于美国的红色家庭，其父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无神论的信仰让苏西一家与美国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另外，在苏西成长的1950年代，冷战的阴影导致了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言论和思想的边界受到了空前的压缩，整个社会的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闷。这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苏西家这样的左翼家庭的生存困境，不仅FBI频繁造访，普通市民也因为心理上的恐惧尽一切可能避开他们。

主流社会的孤立与敌视给苏西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却也给了苏西更客观、更敏锐的观察视角。她从未陷入战争阴影带来的集体无意识，反而很早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书中，她回忆到“自打小时候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式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就在我的脑海中激烈地碰撞，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不止政治，由于父母钟爱艺术，苏西从小便浸淫在诗歌、音乐、绘画当中，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迪伦歌词创作的诗人兰波和布莱希特便是由苏西介绍给迪伦的。虽然受家庭影响，苏西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她17岁便已经成为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反核战组织“原子能法稳健政策委员会”(SANE)的正式成员，但她始终觉得她自己的真正身份是艺术家，只有在艺术里面，她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

观察苏西的少女时代，可以发现。6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如左翼理想、革命激情、自由思想和艺术气质等早在1950年代便已经成为苏西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是1960年代“出世”的精神来源，那么苏西和其他的左翼青年无疑在思想与行动上为1960年代的“入世”做了铺垫。没有决然割裂的两个时代，1960年代的反抗与绽放也许正是1950年代的极端压抑产生的结果之一。

《放任自流的时光》也为我们理解鲍勃？迪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窥私狂们恐怕要失望了，苏西并没有往书里放进过多的猛料，她讲述的迪伦故事都是迪伦迷们耳熟能详的，她不是挖祖坟刨隐私的小报记者，她是善于节制的艺术家。事实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料”，而是苏西独特的视角——观察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尿布婴儿”视角，观察格林尼治村的女性视角和观察迪伦的爱人视角。任何事物都是多面相的，单一角度的叙述不仅不足以说明真相，甚至还经常损害真相，而苏西恰恰写出了“鲍勃·迪伦的另一面”。

苏西记录了一个说谎成性的迪伦，却又为他开脱——迪伦靠谎言来保护自己。苏西发现了隐藏在善变外表下内心强大又极度自我的迪伦。迪伦善于学习，也善于抛弃。活跃在格林尼治村的民谣歌手戴夫？范？朗克、杰克？艾略特、欧蒂塔、麦克？西格等等都是迪伦学习的对象，他甚至不放过混迹在下等酒吧的无名歌手。但当迪伦成了大众眼中的“时代代言人”，他却在一片质疑声中果断地远离了政治，他的音乐也迅速地偏离传统民谣的轨道。迪伦从来没有生活在外界的期望中，谎言与多变是他和世界相处的方式，他永远都只是迪伦自己。而苏西，作为1960年代精神的承载者，也还是她自己，即使她的房间里，有鲍勃·迪伦这样的大象。

在这部散文体回忆录的最后部分，苏西还记述了她和其他左翼青年的古巴之行。当她冲破FBI的重重阻挠，历经艰辛到达古巴，参观了心中的革命圣地，见到了偶像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之后，她却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红色理想的幻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她超越了那些“夸夸其谈却从未过过无产阶级生活”的所谓革命者，她发现“在自由的世界，不需要革命”，她让革命回归了内心，也回归了人性。

告别迪伦、告别格林尼治、告别革命，苏西·罗托洛在1965年就提前结束了她的1960年代，此后她把所有的心力投入艺术，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直到2011年去世。而离开苏西的迪伦，也终于彻底地激怒了死忠的民谣迷，他插上电，用《重返61号高速公路》、《无数的金发女郎》等唱片奏出了1960年代的最强音，之后的30多年，他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了公众为他设置的陷阱，到今天，他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