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近距离观察毛左人士(上)

“近距离”其实也曾是“零距离”，乃至“负距离”，因为我自己就曾是一位毛左。从出生起，就被放进一种个人绝对崇拜的氛围里，“是和妈妈近，还是和毛主席近？”这是周围人们，乃至母亲都训练过的项目。自然，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起时，接受起来就毫无距离了。

生活在外省小城，文革后期的质疑暗流，并未浸染到一心准备上山下乡的少年。

当然，进入大学后，很快就被冲刷掉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1978年，没有什么迷信不会被冲刷掉的。而且执政党也在检讨历史，全面否定文革，就以为那种历史情形，那种意识形态，早已是明日黄花。

所以，当1990年代末，我第一次遇到老Y时，着实大吃一惊：毛主席竟然还可以被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整肃竟然是因为里通外国？仿佛乾坤大挪移，一个以为早已消失了的时代，又被召唤到眼前。

吃惊之后，当然是激烈的辩论。我的每个“有力”的反驳，在他似乎都不是第一次遇到，也都被他非常“老道”地驳回。多年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位老报人还忍不住叹息道：“真受不了老Y对文革的态度，我都不想再见他了。”但似乎又没人能拒绝他，拒绝由他的激情四溢和社会关怀，他的庞大资讯和开放的态度所形成的魅力……

初次见面几天后，他就来找我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经历，谈到地方文革事件和人物，对于当时才刚读小学的我，还是唤起不少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

比如谈到某位风云一时的大学生领袖，我曾目睹过他莅临家乡小城时的盛况。老Y说：“你想见他吗？就住在你附近。”我当然没这份兴致，老Y也感叹：他已经背离了当初。不过，十多年后，我在一份声援韩德强殴打老人的联合声明中，又看到这位造反派领袖的大名。

老Y的经历则更为传奇。他曾经坐过四次牢，其中三次是在文革期间。言谈话语间，他曾是全省最大、也最有名的造反派组织的组建者之一，但我搜索尽记忆，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那些组建者，有的做了九大、十大的中央委员，有的虽遭不测，但仍赫赫有名。老Y在哪里？

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答。原来这个造反派组织在组建过程中，就遭遇曲折：最初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该组织成型之际，统统遭到清洗；最终浮出台面的，则是获得更高权力支持的摘桃者。我感到了文革历史的复杂。

但我也很快发现，老Y的精彩讲述是有脚本的。第一次听闻，你会被深深吸引，但如果你又带了新的朋友给他，同样的故事，包括其间的起承转合，又被重复了一遍。在其他经历曲折的年长朋友那儿，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看来，自我叙事，对于一个步入年迈的人，乃至一个步入年迈的民族，有多么重要！

那时，老Y和老S创办的民间沙龙，已经持续了多年。后者是一位高干子弟，从30岁起就致力于为中国的未来开药方，也因此放弃了商途和仕途。两个人只有一处相同：都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事实上，沙龙的几乎所有成员都不认同老Y的历史观，但他却并不显得孤立，因为大家也同时和他分享着相同的现实关切。

这个民间沙龙特色之一，就是不断请南来北往的思想界人士去讲座。那时老S已经上京下卫，和思想界各派打得火热，许多人都是他请来的，左右各色，光谱复杂，但新左派居多。

如果按今天的划分法，那些被请来的新左派中，不少应该属于毛左。可那时还没有“毛左派”概念，今日的毛左人士还借壳于“新左派”中，几年之后才从新左派中分化出去，重新命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出了远比新左派大得多的声势。

由于老Y的关系，我逐渐接触到其他的毛左人士，当地的，外地的。就像沙龙习惯了老Y一样，我也开始习惯这些人士的各种说辞，甚至会对每个人的讲述生出八分好奇和五分同情。

应该说，对毛左人士的这份耐心和倾听意愿，正是在与老Y的长期交往中无意中训练出的。在朋友中，我是属于爱与他争论毛与文革的人，但也发现，只要你不去触及那段历史，他从来不主动提及。渐渐地，我也就提不起劲儿来，严肃的辩论也仅剩下偶尔的调侃。

人们之间的分歧，最根本的恰恰是对事实认定的分歧。而事实之于不同人，是从不同的侧面而呈现的。我曾解释老Y之成为毛左派，是因为他最辉煌的岁月，他所有的青春和美好记忆，都粘着在那个可让普通小工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而我这么说时，他总是一声叹息：“你太不了解我。”

似乎从2001年起，老Y就致力于知识界的左右联合。他和老S、王宏川等沙龙成员，曾邀请自由派、新左派（那时还没分化出毛左派）、新儒家学者去北戴河聚会，试图形成一种对话，但效果并不昭彰。他本人也是在那前后提出了“二三四”的主张，其中包括“文革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这个主张，《思想》杂志在对他的长篇访谈中，曾有详细交代。

面前说过，通过他，我认识了不少毛左派人士；也是因为他，我开始对他所在的思想派别有了兴趣。我逐渐发觉，外界所心目中的毛左派印象，基本上是被“乌有之乡”打造的。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去读另外一些毛左派论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在一种理论和历史奇异组合的冗长论述里，却表达出另外的内容。如某文根据毛曾经的论述，提出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是敌人，而是毛派的同路人和团结对象。

这和乌有之乡的主张真是大相径庭。事实上，在2010年前后，毛左派就经历了一次分化，当乌有之乡公开提出“救国，保党，反帝（美），锄奸（自由派）”的八字方针时，毛左派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原教旨。双方论战的激烈程度远超于与自由派。

老Y自然属于分化后的原教旨派。但这种“原教旨”，已是一种提纯了的历史想象和人物想象，与历史本身无涉，所以也不去处理与真实历史的矛盾和悖谬。这正是自由派网友和毛左派网友争持不下的焦点。

不过，这里也内含着一个新的出发点：用提纯了的历史想象和人物想象，同样可以解释和批判现实。我有一次跟着老Y去听他在一个毛左派沙龙里的讲座，就听他向在座同仁提出：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毛派是否一定要反对市场经济？是否一定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他一边讲一边引述毛的论述，令人眼睛一亮。

而推动左右各派的共识和联合，则一直是老Y操心的事情。前几年他来和我这儿的年轻朋友们座谈，就曾激情洋溢地说：“毛派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看你们自由派了？”见他眼神停在我脸上，我乐了：“盯着我干吗？我又不是代表。老实说，自由派不成派，也就一思想意识，没有谁能代表它。”

“不过，”我沉吟了一下，还是试图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倒也不是没有可能，那需要双方的克制，想一想如何搁置争议，至少不要一见面就算历史帐，历史问题各自表述，现实问题形成共识。”

但我知道，这很难，当人们的意识还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还仅满足于争“谁的真理为真”时，那属于“实践”阶段才有的事情，肯定会被高涨的情绪和极端的审美体验所压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