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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们都是病人 社会的不平衡刺激我写作

2015-01-21 14:07:3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不论是早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还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掀起一番讨论。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现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称赞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录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忆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华回忆道。

访谈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没意思”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现在的人通过网络或电视关注新闻”,我们看到您已经有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新微博,您从什么渠道获得新闻信息呢?

余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网络上的消息还是需要辨别一下的。原来我上网看新闻一看两个小时,自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看网络消息少了。虽然我有微信,但从来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较没意思,一次我在国外,想看看朋友圈对亚航失事的报道,结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乐的消息。

记者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谁?

余华:基本上能跟我交流的人也不会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时候,问我能不能扫一下。扫过去一大帮人,没意思。

责任编辑:瓶子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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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