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仇和

3月15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云南省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并未返回驻地——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商业街的职工之家。

中午1点不到，手机的新闻客户端上突然推送一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很多人都很惊讶。”一位云南团代表对财新记者说，仇和参加了闭幕会，还坐车回到了驻地。当天中午12点左右，仇和被中央纪委人员从驻地带走。

“省委常委一级的省领导都不知情。”他猜测道，“可能只有省委书记和省长提前知道吧。”

事后回想起来，这位代表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今年春节前，云南本地即有零星传言指向了仇和将被调查，“当时有些人在微信上转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被抓的信息”。刘卫高是一名祖籍江苏沭阳的地产商人，跟随仇和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一路而来。

据财新记者了解，当时仇和已经无法联系上刘卫高。消息人士称，仇刘二人一路合作，仇和为刘卫高的商业项目站台、提供权力背书，刘卫高则为仇和提供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官场交际”。

“仇和虽然随团参加此次人大会议，但他脸色不太好看。”另一位人士也认为，仇和应有所预感，包括3月13日他在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上发言“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也高调得有些不正常。

作为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和在昆明时的主要助手，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的一举一动也早已被监控。仇和落马之后第三天，谢新松即正式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58岁的仇和，这个以“我是搞科研出身，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自诩的争议人物，以及他依靠政治强权在江苏、云南曾经推动的那些治道改革与城市经营，会被历史怎样看待？

沭阳初啼

3月15日，在仇和仕途开始的地方——江苏省宿迁市，这个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曾代表着压力与希望的名字，在官员和市民口中又一次热了起来。

那十年里，仇和从宿迁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开始，拾级而上晋升为江苏省副省长，他“个性官员”的标签也伴随着争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1996年，宿迁并四县一区设市，时任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的仇和成为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并在当年底被任命为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在沭阳县委书记的任上，仇和的“实干”和“铁腕”同时表现出来。

“小城镇建设”是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政策。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商用，二楼居住。仇和提出：“三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他还给各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伴随着市容改造和小城镇建设的是大范围的拆迁，拆迁时的惨烈也留在沭阳人的记忆中。

一位名叫吴飞的调查者在仇和落马后公开了一篇九年前的调查报告，其中披露，仇和执意上马、硬下指标、限时完成的小城镇建设工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至今鲜有人提起：政府拆毁砸烂老百姓的房子，未作任何补偿和安置，而且特别规定，如果在限期内老百姓没有把房子建起来，政府就会把地基卖给别人。有村民反对这样的拆迁，不仅房子被砸毁，而且还会被抓走。

仇和的第二步，是将治理的矛头对准社会治安。他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直接批评，“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并更换了他认为不作为的公安局长，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所长异地轮岗。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仇和还扳倒了前任沭阳县委书记，一年查处党员干部243人。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沭阳期间，仇和为躲避黑社会的报复，不得不住在人武部里。

借此威慑力，仇和向官场作风开刀。比如开会时设迟到席，缺席要交检讨书和罚款。仇和还常给干部打手机查岗，如果下属说自己在办公室，他会要求对方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回来。

事后看，仇和不仅有备而来，而且步步为营，下手又准又狠。整治环境，对社会治安和官员腐败的清肃，对工作作风的震慑，都为仇和之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做好了准备。

他1997年亲笔写的《元旦献辞》中说：“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 ；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改制，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勒令拍卖。1998年，奉行“全民招商”理念的仇和，甚至给沭阳的中小学教师也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为此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宿迁改革

2000年12月，仇和升任宿迁市代市长；2001年8月，又提升为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获得了更大的舞台。

面对经济落后的现实，他要求宿迁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先借钱将环境和基础设施搞好，然后全民招商，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增多，税收多了，地价也会升值，再用土地出让金和税收还掉借款，再造更好的环境，以此达到滚动发展。

这条路径并不出奇，仇和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手段出奇强硬。比如，强制农民种植杨树；要求包括教师在内的每名财政供养人员扣除10%工资作为修路资金，每个农民每年强制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将城区9条市政道路承包给人事局等9个部门负责建设；将招商指标下达给各个单位，把原本专业“分工”的招商工作变异为各行业层层压指标的全民“包工”，要求三分之一的干部轮岗招商、三分之一离岗创业、剩下的三分之一照样把工作做完，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每年招商500万元，完不成任务的部门“一把手”免职⋯⋯

十年宿迁路，仇和一直在医疗、教育等重要公共服务领域重手改革。尤其在2003年，宿迁强行变卖幼儿园和医院，走“民营化道路”，引发激烈争议。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不到三个月时间，仇和三度被央视《焦点访谈》“关照”。

此后宿迁医改引发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前往学习、调研者无数，反对者斥之为“卖光式医改”，支持者却认为此举是制度性创新。

反对者以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李玲教授为代表。2006年，李玲带领的调研组在一份《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查报告》中提出，宿迁的医改，通过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制，改变了政府直接办医的局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快速扩大了医疗资源，并形成了医疗市场的竞争格局，促使医疗机构引入企业经营机制，从而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改善了医疗服务的质量，扩大了医疗服务项目，降低了挂号费、药品单价和检查项目单价。但是，医改的最重要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问题没有解决。相反，宿迁医改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三级公共卫生网络和转诊体系，导致宿迁市医疗机构过度供给，进而通过诱导需求来消化，反而使老百姓医疗负担加重；乡村基层医疗队伍力量则遭到削弱，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支持者则以同样来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为代表。他认为，李玲的《报告》的问题在于作者带了太过明显的先入之见，“《报告》对宿迁医改否定性的评价，并没有以可靠的、合格的验证为基础”。2007年，周其仁在《宿迁医改的普遍意义》一文中提出，宿迁医改具备全国普及的意义。“宿迁医改真正办得好的地方，是把政府很有限的财力和管理精力，集中到公共卫生这个民间力量、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从‘办医院’的立场后撤。”

仇和在宿迁还做了一件少为人提及、但影响更为深远的大事：在干部人事制度上进行“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1997年夏天，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在一次县直机关和乡镇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今后提拔的干部一律实施公示制，随即下发的一份《关于公示拟提拔干部名单的通知》中，列出了首批17名干部名单。这是全国首次干部任前公示。1999年，中组部到沭阳进行专题调研。2002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任前公示制度。

2003年三四月份，仇和又选择宿豫县（现改为宿迁市宿豫区）进行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试点，对一个乡和一个镇分别进行乡党委书记和镇长的公推竞选。2003年7月，沭阳县一下拿出七个乡镇的行政“一把手”进行公推竞选——“公推竞选”后来被改称为“公推公选”，即通过各级党组织、干部群众推荐及个人自荐方式产生候选人，再由县委常委会投票表决确定三名正式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在乡镇人大代表面前演讲、答辩，最后由人大代表投票产生最终人选。

第二年，“公推公选”即在江苏全省范围内展开。2004年1月9日，金坛市的市长候选人吴晓东成为中国第一位公推公选的市长。同月，江苏省又组织公推公选了22名省管领导干部。

2005年1月，仇和在沭阳县再次试水一种名为“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选拔模式，全乡镇所有党员一人一票，直接选出党委书记。这种比“公推公选”更进一步的“党内民主”形式再次开了先河。两年后，“公推公选”“公推直选”所体现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经验，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

在此期间，2004年7月，宿迁还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群众等形式，并结合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掌握的人民来信综合问题，述廉官员必须对“点题”的内容做出重点说明和解释；述职述廉报告张贴公示七天后，再组织专人对公示者述职述廉情况进行民意测评。四个月后，江苏省纪委在宿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工作现场会。第二年，这种“勤廉公示”的党内监督制度即在江苏全省全面推开。

仇和的强势作风和强力推动的各项改革，最早受到了《南方周末》的关注和报道。在那篇将仇和“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知名度从苏北一隅传响全国的报道中，配发的一张照片至今还让人历历在目：仇和梗着头，一脸倔强，独自快步走在前面，后面很远的距离才是一群面目不清的下属官员。

面对宿迁医改的种种看法，仇和不改初衷。他说：“市场经济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经济”；对于他手段强硬的非议，仇和的回答轻描淡写，“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对于他决策时无论对于同僚的意见还是普通百姓的权益都不尊重的批评，他的回答更是直截了当：“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GDP时，哪里有人权呢？”

只重视结果而不考虑过程，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决定，就利用手中职权强制实施，以只争朝夕的决心，实现压缩饼干式的超常规发展。仇和的这一风格自沭阳始，在宿迁发扬光大，并让他职务越升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这个循环一直延续到他的仕途结束。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以能吏面貌出现的仇和，给宿迁这个江苏省最年轻也最落后的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玲等人的调查报告也注意到，“十五”（2001年-2005年）期间，宿迁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五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均居江苏省第一名，其中GDP由2000年的20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87亿元。

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获得擢升的仇和担任了近两年的江苏省副省长。这期间，仇和主要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着力。2007年五六月间，太湖爆发蓝藻危机，仇和亲自担任太湖湖长。当年7月，苏南五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的市长与仇和分别签订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

在仇和主持下，江苏省政府出台了两份治理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文件，其一是2006年10月印发的《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仇和亲自担任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成果是一年内全省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2007年11月，也就是他离开江苏之前一个月，仇和担任副组长的江苏省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江苏省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节能目标评价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奖等⋯⋯对未完成等级的企业，对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但显然，在副省长这个副职任上，仇和要比大权在握的正职时低调得多。

昆明造城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下车伊始，仇和就在元旦到昆明市环保局调研，并提出了“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惊人之语。

沿用治理太湖污染的经验，仇和将昆明的35条滇池进出河流都安排了市级和局级领导做河长，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巡河一次。他自己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并将标示牌立在江边。正是从仇和开始，滇池水质遏制了继续恶化趋势。

初来乍到的仇和对昆明进行了重新定位：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在他的主持下，昆明市将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

过去昆明每年植树10多万棵，仇和要求按昆明市每人一棵树的栽种量，3年-4年内新增320万棵大树。结果各区自加压力，2008年主城四区和呈贡新区的乔木种植总数达到171万棵，相当于前十年昆明市植树的总和，为此政府和社会各界投入27亿元，几乎是一年等于前30年对城市绿化的总投入。

庞大的绿化投入，超过了昆明本地苗木产业的生产能力，外购苗木大幅度增加。仇和如此强力地推动有“春城”之称的昆明植树，从一开始就有腐败的传闻。

昆明绿化行业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证实，确有部分苗木来自江苏，比如一些绿化树种，如中山杉、美洲黑杨等，主要产地在江苏，不是云南本地树种。

“仇和在江苏搞绿化起家，有苗木绿化经验，从江苏宿迁等地引进，也可能当地产量当时有些过剩。”这位人士认为，外界传言昆明绿化树种都是从江苏运过来，且价格不菲，有些以讹传讹，“但从根本上讲，绿化应该因地制宜，实地实木，尽量选择本土树种。”

上述人士称，客观上，仇和推行的政策对苗木企业有些伤害。仇和提出绿化工程分四年实施，一般的绿化工程项目，几个月就可完工，但政府前三年每年只付给企业30%，最后一年结清剩余的10%，苗木企业经营资金压力大，行业怨声载道，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在交通建设方面，仇和也要求原本计划三年修好的昆明二环路在一年内完成。2008年10月，二环路全面开工，整个昆明都在挖坑修路，所有道路都陷入拥堵，但确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提前完成任务。2010年昆明兴建地铁，仇和又下令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

仇和将交通提到了政治高度：“没有大交通就没有大物流，没有大物流就没有大流通，没有大流通就没有大商务，没有大商务就没有大市场，没有大市场就不可能带动昆明的都市经济发展。”媒体报道称，为解决市区交通拥堵，2008年，昆明市出台了《昆明主城区内单位及小区道路转为城市公用道路方案》，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公有化，用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分担城市主干道的交通压力。

但这个颇有创意的思路遭到了昆明部分小区业主的反对，因为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市民提出疑问，昆明市政府对这些业主私产的公有化，事先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任何听证会。这个质疑让政府相当狼狈，不得不补充了协商赔偿办法，但仇和执政特有的决策一下立即执行、省略专家论证和公民听证的现象，并未就此收敛。

仇和有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他一到昆明，就快刀斩乱麻，上马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实施启动的项目。除了滇池治理、植树造林、二环路和地铁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城中村改造。

与宿迁一样，仇和也将大拆大建作为其主政昆明的重中之重。2008年2月，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对全市336个城中村的改造工程。虽然暴力拆迁屡见报端，但仇和实行的政策是拆一还一，原地安置，基本上维护了原住民的利益。

不过，有云南地产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仇和主政昆明期间，简单的“拆一还一”，使新建筑容积率超高，人口难以疏散，呈贡新城则出现了空心化。“由于城中村改造政策模糊，不讲规则的小型开发商大发其财，知名开发商则难以进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逆淘汰。”

2009年8月，仇和启动了对昆明老城区螺蛳湾市场的搬迁工程。螺蛳湾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于1989年9月建成，是年销售额过百亿元、西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提升城市形象，昆明市决定将其整体搬迁到20多公里之外的中豪·新螺蛳湾项目。虽然集体抗议事件不断，但涉及上万摊位的旧螺蛳湾依然被强力抹去。

一边大拆，一边大建。2009年12月，总用地860.1亩、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共有23000个商铺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开业；2010年12月，二期200万平方米的主体市场开业，汇集家用电器、手机通讯、珠宝玉器、民俗文化、云南特产、茶叶、花卉、酒店用品、品牌服饰、海外进口商品等逾20个大类，近2000个品种的数百万种商品；2010年8月，仇和亲自出席了新螺蛳湾三期市场暨回迁安置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的三期工程，为新螺蛳湾项目的收官之作，包括能吸纳3万商户的三期主体市场、中央商务区、回迁安置房项目三大板块。2013年8月，新螺蛳湾三期开始营业。

新螺蛳湾整个项目计划用地近1.2万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其中商贸城占地面积5705亩，小商品生产加工区3000亩，物流仓储区3000亩，仅一期工程就超过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城。坊间将这个规模超大的造城工程，看做仇和在昆明大拆大建、营造城市的典型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昆明消息人士指出，仇和在昆明主持的这些大拆大建，大多有江苏建设和地产企业的身影。

缺乏决策程序的大拆大建、毫不避讳的政商关系，让云南官场对仇和非议、举报不断。2011年底，仇和转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翌年的中共十八大，虽有积极运作，但仇和仕途已是止步不前。

沿着仇和足迹的商人

在仇和的身后，一位发迹路线与仇和的升迁路线有着惊人吻合的商人逐渐浮出水面。这个名叫刘卫高的商人，就是新螺蛳湾的操盘者。在仇和落马两天后，他辞去了其在云南公司“中豪商业集团”的董事长职务。

消息人士称，仇刘二人合作默契，仇和为刘卫高的商业项目站台、提供权力背书，刘卫高则为仇和提供了资金，主要用于“官场交际”。

来自浙江和江苏的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刘卫高从2014年底开始即在接受调查，但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作为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卫高未参加3月15日结束的今年全国“两会”，不过其代表资格未被终止。

早先时候，宿迁市曾将“带来百万，带走千万”这句话作为其招商引资的口号，塑造出了一个诱人的投资回报前景。一位目前在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这句口号背后的原型便是刘卫高。

刘卫高祖籍宿迁沭阳，出生于浙江义乌。他早年做袜子生意起家，但受制于义乌工业用地的匮乏，遭遇瓶颈。2003年6月，时任宿迁市市长张新实带队到义乌招商。刘卫高得知消息后，到现场咨询投资宿迁的有关事项。第二天，刘卫高就从义乌来到宿迁考察，并决定投资宿迁市经济开发区，设立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刘卫高的丝袜厂在2005年底时“年销售1亿美元，创利税1亿元人民币”。

另一则证明刘卫高与宿迁关系的往事，与一辆悬挂“苏N00000”车牌、当时价值约750万元人民币的劳斯莱斯有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2006年6月13日的一篇名为《“N00000”号车的故事》的新闻中说，已经成为宿迁纳税大户、还解决了2万多人的就业的车主刘卫高当时想悬挂浙江牌照，“宿迁市领导听说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与他协商，要他挂宿迁牌照，车号由他选。刘卫高提出，挂‘N00000’行不行？在与交管部门协商后同意了”。

按当时已经继任宿迁市委书记的张新实的说法，刘卫高这辆车不只是一辆名车，更是一辆宣传车。大家一看到它，看到宿迁牌照，等于走到哪里，都在替宿迁做宣传，有助于扩大宿迁的知名度。

作为仇和的搭档和接班人，张新实在仇和调离后接过了“全民招商”的大旗。他的要求是：“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

在宿迁，因为主导开发了包括“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运河文化城”“中豪国际广场”等多个超大型的综合地产开发项目，刘卫高也被称为“刘半城”。

刘卫高与宿迁的关联，在2005年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投资了当时宿迁最大的投资项目“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个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项目获得仇和的全力支持，并列入当时宿迁市政府的“55210工程”中的龙头项目。

仇和调任云南省后的2008年，刘卫高也追随到此，当年5月发起成立中豪商业集团（下称中豪集团），试图复制他在苏北的商业路线。这家“云南省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以商业地产开发为支柱的大型综合产业集团，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

2008年9月，中豪集团7.8亿元拍得官渡区的7宗合计877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0年3月，中豪集团以10.76亿元拍下官渡区4宗598亩土地；2011年3月，中豪集团再以64.87亿元拿下27块1851亩土地。三次拿地分别用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1-3期项目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次土地拍卖，中豪集团都是惟一的竞标人。

作为云南最大的日用百货批发商业中心，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打造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板块”“中豪新册产业城板块”“中豪空港新城板块”三大城市新区，规划总面积约1900万平方米，其中仅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就号称投资580亿元。刘卫高称，要倾力打造一座未来50年内不会落伍的国际级商贸大市场。

中豪集团以螺蛳湾为主体产业，先后设立了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中豪小商品加工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云南中豪市政开发有限公司、云南中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创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几个子公司，行业涉及小商品生产加工、物流产业、园林绿化、酒店经营服务、物业管理、商业贸易、旅游业服务、餐饮娱乐等多个经营领域。

有昆明金融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刘卫高刚来昆明时并未带多少资金，甚至他在中豪集团中的2.8亿元注册资本金认缴出资额，也是跟云南地下钱庄拆借的，临时拆借的月息高达5分左右。“主要是做给政府官员看的，显得自己实力雄厚。拿下土地后，利用仇和的关系，可以马上办土地证，去银行贷款还地下钱庄的钱。”

据财新记者了解，中豪新螺蛳湾仅用批地三分之一的土地所建设的商铺，售出35%的产权和20%的长期使用权，一期项目收入就接近185亿元，刘卫高获利颇丰。

中豪困境

2015年开始，刘卫高旗下的“中豪系”陷入困境。他在宿迁和昆明两地的项目同时陷入停滞，本人也辞任中豪集团的董事长职务。

中豪集团董事会在3月17日的公告中称：“近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刘卫高先生辞职信，因其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3月17日下午，财新记者前往同样由刘卫高担任董事长的江苏中豪控股集团（下称江苏中豪）。这家成立于2013年1月的公司位于江苏宿迁，目前下辖多家公司。

在江苏中豪位于宿迁女贞路的总部，硕大的广告牌用红色字体向全宿迁市民致以“新春快乐”，另一则旗下楼盘“运河天玺”的促销广告比邻而立，称现正处于年末促销，每平方米2980元起。而在此之前，这里的楼盘均价最高曾接近每平方米5000元。

衰落的气息从一进门便可感觉到。与装修豪华但几乎没有看房客的售楼大厅相比，江苏中豪没有前台的门厅并未太让人意外。在公司入口处的宣传广告上，是刘卫高刻意布置的国家领导人来中豪视察时的照片。

就在江苏中豪办公楼的正对面，高端住宅小区“运河天玺”已经陷入停工。“运河天玺”是同样由江苏中豪开发的“运河文化城”的住宅板块，位于宿迁市湖滨新城，毗邻骆马湖生态旅游区，总用地面积约268亩，总建筑面积达到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25万平方米。

目前“运河天玺”工地的门已经被施工方封锁。作为承建方的南通四建集团公司贴出公告称：“因运河文化城严重违约，我公司被迫于2015年2月1日全面停工，停工期间非我公司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包括购房者），何时复工另行通知。”

一位南通四建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公司目前已将所有施工人员撤走，只留下了12名保安看守工地，“年内估计是不会复工了，什么时候交房更不知道”。

除了上述的居住项目，江苏中豪主导开发的“中豪国际广场”也处于停工状态。

一位接近中豪集团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2014年中，中豪的财务状况已经濒于崩盘，“当时曾有给中豪放贷的银行要求公司先把之前的贷款还清，并答应还清后会立即批给新的贷款。中豪费力把钱还上后，银行却以政策收紧为由，拒绝了新的贷款请求。”

对宿迁而言，“刘半城”所带来的更大隐患或许在不远处等着。一名宿迁官员告诉财新记者，2015年春节前夕，宿迁市政府被众多农民工讨薪活动牵扯了大量的精力，这些农民工多是因中豪项目停工而被拖欠薪资的。另外，由于刘卫高所涉的多个项目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规划，“停摆”的后果不言而喻。

在云南，亦有当地商业人士称，2014年开始，刘卫高的资金链就很紧张了。市场曾传言，刘卫高将新螺蛳湾的“小商品加工基地”转让给了昆明奥斯迪公司。

不过，由于新螺蛳湾体量太大，云南省有关方面显然不希望引起太大震荡。3月19日，中豪集团在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中豪商业集团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内，负债结构合理，资产优质，金融机构风险可控，也并未出现卖地行为”。

对于“新螺蛳湾转让15宗土地给三家公司”一事，中豪集团回应称，该消息为“误传”，实为建好的厂房，“因奥斯迪等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我们将厂房给了他们”。另外，中豪发言人强调，该公司所获得土地均为合法获得，经过审计部门审计。

云南一位金融界人士也向财新记者透露，刘卫高被带走协助调查后，银行并未立即抽贷，部分金融机构还进行了续贷。民生银行、华融资产和工商银行对云南中豪置业继续贷款投放，金额分别为4.5亿元、3亿元、8亿元。

这位人士还透露，云南中豪置业的总债务约有1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占大头。目前中豪集团计划出售昆明螺蛳湾商贸城一期核心资产，以及其关联公司中豪创业园开发公司旗下所有的创业园项目资产来缓冲现金流。回流的资金中，64亿元资金用于进行置换一期抵押物的支付，剩余的56亿元用于逐步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官场余震

在云南官场，仇和落马后的余震很快到来，和他关系密切的官员遭到调查。

3月18日，经云南省委批准，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位曾跟随仇和从沭阳一路走到云南的“70后”官员，成了此番反腐行动的又一名落马官员。据财新记者了解，谢新松一举一动早已被监控。

出生于沭阳的谢新松现年44岁，1998年在沭阳步入仕途，当时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2002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书记，谢新松也在这年7月进入宿迁市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他在宿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也将自己的昔日秘书谢新松带去。2008年3月，谢新松先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11年1月，谢新松“入常”，担任昆明市委宣传部长。2014年6月20日，谢新松被任命为昆明市副市长。

仇和落马之后，江苏宿迁的一名官员即告诉财新记者，谢新松是仇和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他“意志的执行者”。

另有消息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仇和被查，可能也与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有关。

李喜是仇和非常欣赏的本土官员，曾长期在昆明市官渡区任职，先后担任官渡区福海办事处副主任、官渡区关上镇镇长、官渡区委办公室主任、安宁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08年7月，仇和将其提拔为昆明市副市长，兼任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14年6月，李喜升任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负责财政、税收、人事、农业、林业、水利、城乡一体化、扶贫、农业园区、防汛抗旱、护林防火及招商引资工作。但仅仅四个月后，他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财新记者了解，李喜直接、间接插手掌握了昆明多个土方填埋场，所获收益惊人。

与李喜有过交集的人士说，李喜对钱胃口很大，跟企业要钱从不避讳、顾忌。但他善于迎合仇和的执政理念，比如他要求各区县细化领导责任和部门职责，创新城乡绿化措施和思路，各县区的城乡绿化工作要每周一统计，每月一排名，通过抓评比促进考核目标的落实。

分裂的评价

仇和落马那天，一位他主政沭阳时期罢免的官员家属，在同学微信群里发了红包庆祝，但遭到另一些同学的反击。双方在群里争吵起来。

一位目睹这场同学争吵的当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宿迁官场人士和普通市民，甚至普通市民之间，对仇和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时至今日，宿迁的医院系统仍然延续着仇和当年推行的“放开医疗”市场化路径，对民营医院继续推行支持政策，并保持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水平的领先地位。但不容忽视的是，根据宿迁市卫生局公布的信息，宿迁约有三分之一的医疗机构存在生存危机，建市以来政府投资规模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也于2014年底开张营业；宿迁医改的争议项，如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薄弱、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卫生监督管理有盲区等问题，仍然存在。

2007年12月，仇和离开江苏的当月，他主持立项的“宿淮铁路”终于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这条铁路全长210公里，其中宿迁段78公里，宿迁境内总投资20亿元，设有泗洪、洋河、泗阳三个客货运中间站，设计行车速度120公里/小时。虽然建成时间比原规划晚了两年多，但2014年12月，宿淮铁路终于正式开通运营，开通北京至南通、重庆北至南通和徐州至南通三对客运列车。

尽管只是一条支线铁路，宿迁终于摆脱了江苏省“惟一没有通火车的市”的帽子，这算是仇和送给自己崛起之地“最后的礼物”。

在昆明，仇和的造城运动遭遇的批评更彻底——持这种态度的不仅包括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2013年9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一次城市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上，极为罕见的对昆明过去十年的城市建设工作提出批评：昆明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 ；城市人文之湖滇池受到严重污染；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城市的基础设施缺乏统筹规划；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他尤其谈道，“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

已经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在滇15年，口碑有褒有弹，但他对于昆明城市建设的这次炮轰，赢得了几乎所有当地受访者的赞同，而且他们普遍认为，秦光荣的矛头，针对的就是2007年12月-2011年12月主政昆明四年的仇和。

“倡导一种超常规的经济发展观，用威权和重典来提高施政效率，在相当大程度上无视甚至封压反对意见——这就是仇和的基本思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8年在剖析仇和“铁腕”执政功与过时，曾谈到仇和现象在中国官场存在，并在一定阶段得到民意和上司赞许的原因，“当中央集权的整体结构还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时，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避免下级官员采取‘等、看、靠’的明哲保身术，就不得不容许一些能吏们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幅度⋯⋯在把民间口碑作为盾牌、从外部施压去推动失灵的官僚机器的这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执政者当然要重视形象塑造，也多半会通过从严治吏、任贤亲民的各种方式争取社会各界的好感和支持。”

但他强调，在一呼百诺的氛围里，难以形成有效的事先预防失误和及时矫正偏颇的民主法治机制，也不可能阻止类似张居正人亡政息那样的历史悲剧反复上演，“地方官员当中的等而下之者，还会变得只热衷于作秀演戏，最终造成某种形式的剧场政治”。

季卫东提醒，要把专家论证（服从科学规律）和公民听证（尊重个人权利）作为仇和们大刀阔斧行动的两道安全阀，以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

改革历来有中央发动、基层自发和依靠强势人物力推三种动力机制，在很长一个时期，仇和给外界以一己之力推动改革的形象。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或许给了那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个沉重的答案：依靠人治权威，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法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