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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主任点赞重庆经验 媒体盘点黄奇帆入渝14年

2015-10-16 12:40: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事实上,被黄奇帆从上海“搬到”重庆,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不仅有管理土地资源的模式,还有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考。重庆的经济数据,也常被黄奇帆拿来与上海的数据相较。“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

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一行重庆调研。期间,徐绍史3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表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全国第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形势、趋势良好,干部精神状态好,城市面貌变化大,社会和谐稳定。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

那么,到底什么是“重庆经验”?从2001年至今,黄奇帆在重庆的14年里,都做了些什么? 都说他“懂经济”,到底懂在哪?澎湃新闻今连发三篇报道,回顾了黄奇帆在重庆做过的大事。

黄奇帆(资料图)

以下为报道原文 (记者 卢梦君 实习生 马作鹏):

黄奇帆入渝(上)|扎根14载,国家发改委主任点赞重庆经验

2010年1月,黄奇帆在重庆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重庆市长。

时年58岁的黄奇帆身着黑色西装、深色领带,戴一副方镜框眼镜,笑容满面,同身边人握手致谢。

“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黄奇帆在发言时说道。

话音落下,场上报以掌声。

那时,他从上海调到重庆工作已近9年,担任过重庆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等,还曾兼任重庆国资委党委书记、行政学院院长。

2012年后,关于黄奇帆工作岗位将要调整的传言此消彼长,但他确如上任之初时所说的那样——像重庆市树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

2015年盛夏,有关黄奇帆将要履新国务院某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消息一波接一波地传播着,闻风而动的媒体也纷纷梳理他在相关领域的种种言论。

外界的喧哗同他本人对此事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能否认的是,黄奇帆在重庆14年,已陪伴6任重庆市委书记。

近几年,重庆一个个经济案例,成为学界业界讨论的焦点;2003年以来始终保持在两位数、2014年跃过天津成为全国第一的GDP增速,让人们对山城里的故事充满好奇。

2015年10月10日、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一行到重庆调研。

徐在座谈会上提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全国第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形势、趋势良好,干部精神状态好,城市面貌变化大,社会和谐稳定。

“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同时认真研究重庆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徐绍史表示。

“重庆经验”一说,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重庆发展异军突起,其后的经济操盘手黄奇帆亦备受瞩目。

2013年,黄奇帆参与起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又入选中央宣讲团成员,是其中仅有的两名地方主官之一。这一殊荣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对重庆改革探索认可的佐证。

电子脑壳、黄大嘴、重庆CEO、资本市长、学者官员、技术官僚……都是媒体用来描述黄奇帆的名词。

但要说好黄奇帆在重庆的故事,不能绕开他早年在上海的经历。

他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19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1990年代前期参与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

他学历不突出,但学习能力极强,将知识转化为执行力的能力更甚。

上海的工作,尤其是参与浦东开发的经历,给了黄奇帆学识的积淀、视野的拓展,而重庆则是他更大的挥舞泼墨之地。

为什么是黄奇帆

2001年10月,黄奇帆溯长江而上,来到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重庆任职。

借由重庆副市长的职务,黄奇帆跻身副部级序列,并在7个月后成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为什么是黄奇帆?

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从黄奇帆的履历中找寻一二。

1997年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时特别指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次月,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一步阐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意义,其中就包括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

到2001年,重庆直辖已4年。亚洲金融危机余威犹在,重庆经济和社会面临着挑战。

按照《商业周刊》的描述,当时,重庆国有银行坏账率35%,在全国“名列前茅”;五大国有金融机构——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公司、重庆投资信托公司、三峡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超过50%,面临倒闭;重庆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位居落后之列;地势崎岖,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落后,城乡差别悬殊。

此外,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在2000年刚过100亿元,很多事情政府“想做但没有财力做”。

要让重庆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就必须要改革,要重振重庆经济。

彼时,49岁的黄奇帆已经在黄浦江畔有了不凡的表现。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演讲的最后,他提到了浦东开发:“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

几天后,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都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向世界传递出开发浦东的信息。

朱镕基更是多次在浦东召开现场会议,实地考察,同时积极地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争取,为浦东开发造势。

1990年6月,黄奇帆出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1月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是深度参与浦东开发的主要人物之一。

浦东开发高速起步,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到1993年的164亿,年均增长速度21%。从1990年到1993年11月,外商投资项目1522个。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形容,浦东是香港之外的“另一个经济奇迹”。

1994年9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年,此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黄奇帆亦在当年10月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次年5月才返回上海。

1996年3月至1998年4月间,黄奇帆同时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

其间,他一手操作了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被媒体称为“上海模式”。

在上海,黄奇帆不仅获得了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更获得了操刀经济、改革体制的实践经验。

一位上海当地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上世纪末,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班学习时,其对经济问题的熟悉程度,早已远超一些任课教师。

上任“三板斧”

初到重庆,黄奇帆主管金融、财政、工业等领域工作。

一位熟悉黄奇帆的重庆资深媒体人向澎湃新闻回忆,上任之初,黄奇帆在一次会上提出,重庆的地方财政收入要在若干年后到300亿、若干年后破千亿时,底下的人都在笑,笑他不切实际、痴人做梦。

黄奇帆有自己的计划。

不过,作为“空降”干部的他,首先要获得重庆市干部群众的认可。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对澎湃新闻形容,黄奇帆上任时的“三板斧”,为他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一板斧”便是处理重庆城区的烂尾楼。

“重庆的烂尾楼问题一拖几年,政府束手无策,商圈闹市区都有‘鬼楼’。”苏伟说。

2001年前后,重庆主城区烂尾楼总投资达数十亿元,涉及拆迁户数千户、银行贷款30多亿元。黄奇帆多次提醒民营企业家:“烂尾楼里有黄金”,但始终没有人敢去接盘。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决定直接操刀处置,第一刀指向紧邻市中心解放碑的地铁花园中心。

《重庆商报》记者胡顺涛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这样写道:“这个投资3亿元的项目,银行贷款1.7亿,1300户老百姓的集资款1.2亿。征地、动迁、打桩、造楼,楼还没盖好,开发商的钱却用光了。这时,银行害怕损失就赶紧封账,而老百姓看集资项目前景无望就频频上访。各方都陷入了僵局。”

等不来民营资本,于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城投公司”)接盘,盘活了这栋楼盘,保证了购房者和银行的利益。

此举让民营企业家开始看到烂尾楼里真有“黄金”。

胡顺涛写道,从2003年开始,不仅仅是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包括美国摩根财团、上海上投投资管理公司、深圳茂业百货等海内外投资者开始“争食”重庆的烂尾楼。

至2004年,重庆烂尾楼彻底得以解决。

“第二板斧”是改革重庆路桥收费方式。

过去,重庆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市内建了数座过江大桥、山洞隧道,同时,在桥上和进入山洞隧道前,设立收费站,收费还贷。

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欧顺清曾在2009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2年,重庆主城区共有收费大桥7座,收费公路21条,收费隧道1座,收费站50个。

“我们对4000多辆机动车进行了调查,平均每辆车每年路桥费要花大约4000元,市民对于路桥收费改革的呼声强烈。”欧顺清说。

于是,2002年,重庆市取消了主城区所有收费路桥的单独收费和除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收费站,实行年票制,并确定小型车收费标准为每年2000元。

在内环高速公路全面建成通车后,重庆又将内环高速和210国道(俗称机场高速)纳入了年票,小型车的年票变成了2300元。

统一收取的年费,再用以支付租赁费、维护费和贷款利息等。

重庆市政府参事王崇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路桥收费的改革是黄奇帆到重庆任职后做得比较漂亮的事情之一。

“改革后的收费做到了司机交费比原来少,但是重庆市路桥费的总收费由于车辆数的增加,不减反增。”王崇举说,实践证明这项举措大大增加了重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

土地储备和地票交易

“第三板斧”则是改革土地资源管理制度。

黄奇帆“把玩”土地的技能,十分突出。

2002年以前,重庆市政府手中的储备土地几乎归零,政府要用地,要跟开发商去买地。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主城区90%的土地都是采取协议转让。”黄奇帆曾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撰文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几千亩,在渝北、江北和城乡接合部,土地十几、二十万一亩,全(卖)出去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2年,重庆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对全市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通过推行土地储备体系,重庆市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上收,并通过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由重庆市地产集团等经营。

在征收土地后,土地储备公司投入资金进行拆迁安置或置换搬迁,并投入资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后,将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给当地土地出让中心挂牌。

“多卖熟地,少供生地,不卖毛地”是黄奇帆为重庆土地管理制定的五项原则之一。

所谓“毛地”,就是农民和居民还没有动迁的土地;所谓“生地”,就是已征了地但还没有“七通一平”的土地。

苏伟对澎湃新闻分析,过去简单的卖地,土地的增值利益主要在房产商,经过重庆市地产集团等进行一级开发后,增值利益很大一部分到了政府。

经过一级开发后,土地升值,政府在土地交易中获得远超开发成本的出让金。这些出让金,也为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然而,这一举措断了不少人的财路。

苏伟笑着说,黄奇帆当时甚至要求想办法取消已经签订的土地交易合同,“估计当时有很多老板想要他的脑袋。”

黄奇帆还提出了“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

按照他的要求,重庆在2002年一次性储备了主城40多万亩土地,之后20年内每年只开发5%,即2万亩左右。

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上,黄奇帆显得十分强势。

记者邓全伦曾在《时代周报》上讲述了重庆江北嘴和广阳岛开发的故事。

江北嘴是重庆城投公司的储备地,储备土地7000亩,其中2500亩用于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真正可卖土地是4000多亩,收益是360亿元。

江北嘴于2005年开始开发,征地动迁花了100亿元,“七通一平”花了30亿元,这130亿元全是银行融资,利息几年时间滚成了40亿元。

360亿里扣除上述170亿的成本,还有190亿盈余:要缴20多亿的税,再投资20多亿修建重庆大剧院、科技馆;上缴重庆市政府100亿元,用于修建五座桥——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长江二桥等。

还剩下30多亿元,则作为资本金,用于启动广阳岛项目。

广阳岛拥有1万亩地,早年被所在地南岸区政府以15亿元左右转让给了大连海昌集团,海昌承诺将该岛整体开发,结果四五年只象征性地投了一两个亿,后在黄奇帆强力介入下将该地于2010年收回,交由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公司整体开发。

2008年12月4日,重庆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地票交易制度。

按黄奇帆自己的说法,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

简言之,农民自愿将闲置宅基地等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指标,再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事实上是为重庆国土部门腾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可用以交易的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宅基地、已经废弃的乡镇企业和闲置不用的公共场所。

“农民在外边务工十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黄奇帆认为,“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

地票制度,不仅加速了城乡统筹进程,还打破了城市扩张与耕地减少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一举多得。

与地票制度相关联的是2010年开始施行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农转非”问题。

对此,黄奇帆有一套“穿衣服、脱衣服”理论。

他解释,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重庆户改,不是简单地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而是要在给他们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先不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黄奇帆说。

如邓全伦在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在经济下行时期,重庆土地储备模式并非没有受到挑战。

他写道,重庆国资委一位官员感慨:“我以前也认为土地出让不能持续,2008年上半年也确实出现了卖地难。但是信贷放水了,我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地票制度引起的争议更大。

例如复垦的落实、溢价的分配,在操作中是否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和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都一度被关注。

重庆市政府在2010年9月曾出台文件,严令地票收入必须全部反哺三农,其中85%归农民个人,15%归村集体,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民社会福利。但仍有退地农民向媒体抱怨“获得的补偿款远没达到规定的标准”。

“上海模式”重庆化

重庆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不难在多年前的上海找到影子。

在浦东开发办公室工作时,黄奇帆曾分管政策和体制研究、规划等,浦东新区管委会组建后,他分管新区规划、计划、土地、房产、财政、税收等。

那时,黄奇帆已形成了对土地资源综合开发与管理的详尽思路。

1994年,黄奇帆曾在《浦东开发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发展战略》。

黄奇帆在文章中写道,3年多来,由于实施了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管理,浦东开发每年滚出了几个亿的资金。

黄奇帆当时总结了土地资源管理开发的五条办法,包括实行土地预征;国家投资成片开发,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等。

“所谓预征,就是不改变其使用权和使用性质,把这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转化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黄奇帆写道,这种做法能有效地控制征地费用的上涨,有力降低开发成本,使开发建设带来的部分土地级差增值效益能留在国家手中。

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的做法,与如今重庆的开发模式更是如出一辙。

“国家以财政资金投入国资开发公司,并把成片土地批租出让给这些开发公司。由这些国资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进行‘七通一平’建设,然后再转让。”

被授予土地储备职能的重庆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资平台,承担了上文中国资开发公司一模一样的工作。

事实上,被黄奇帆从上海“搬到”重庆,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不仅有管理土地资源的模式,还有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开放的理念。

黄奇帆将重庆框定在一个上海式的崛起逻辑中,“重庆是十年前的上海”是他在各种场合频频提到的一句话。

重庆的经济数据,也常被黄奇帆拿来与上海的数据相较。

“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这样评价道。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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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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