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荣誉为何反而给钱三强带来伤害？

“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钱三强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